“好好先生”并不是真正的好人

王局长的试用期还没满，就被一纸问责通报打回了“原形”。

王局长年近五十，多年前就当了单位的副职，送走几任“一把手”后，终于被提拔为正职。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但作为一参加工作就来到单位的王局长，这“三把火”点不起来，因为面对的大部分都是老同事、老领导、老朋友。他想，还是“以和为贵”吧。

想到自己还在试用期，试用期满还要民主测评，王局长更加谨慎，上任就给自己定了几条“规矩”。一是不揽权，凡事商量着办，不擅自做主。二是少批评，即使要批评，也要先表扬优点，再指出缺点，让人易于接受。三是多理解，除非原则性问题，多说“行”，少说“不行”。如王局长所料，这三条起到了作用，很快就赢得了大家的好感。王局长仔细观察了，与前几任相比，大家同自己打招呼是最热情的，心里暗暗得意。

单位的考勤制度比较严格，有同志建议完善，王局长干脆取消了该制度，称“大家都很自觉，管理应该人性化”。有人钻空子，经常借故迟到早退，把本属于自己的工作“变相”推给了别人。一些同志看不惯，向王局长反映，王局长摆摆手说：“干工作不要太计较，维护团结更重要。” 

王局长多次在会上讲：“大家都很努力，个个都很优秀，评先评优要统筹好。”渐渐地，单位评先评优不关注实绩了，首先看“谁评了，谁没评”，变成“轮流坐庄”“上山打猎，人人有份”。王局长明白，尽管一些兢兢业业的同志会“受伤”，但更多的同志得到了“关怀”，对他来说是“划算”的。

工作上，王局长主张“稳当”，干什么事都“左顾右盼”，兄弟单位做什么就跟着做什么，兄弟单位做多少就跟着做多少，从来不“冒尖”。对于下属提出的工作设想、创新举措，王局长口头上都是“对对对”“好好好”，但就是不见行动。

机构改革中，单位承担了更加重要的职能。有的干部“人一阔，脸就变”，出现了一些廉政方面的苗头性问题。王局长心想：上纲上线处理会弄得很不好看，会破坏领导对自己的印象，涉事干部也会记恨自己，提醒提醒应该就改正了，都是同事，何必呢？

在这种讲“和气”的思想主导下，王局长置组织原则于不顾，把“公事”当成“私事”办，找到涉事干部以后不是严肃指出问题，咬耳扯袖，而是大谈自己如何关心他们、爱护他们、为他们着想。殊不知，这些干部一方面对王局长“感恩戴德”，处处讨好卖乖，另一方面却更加胆大妄为，在错误的泥潭里越陷越深，直至被纪检监察机关查处。

因为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一岗双责”不到位，王局长被取消了试任资格，其单位也被列为软弱涣散党组织进行整顿。面对追责，王局长如梦初醒，直呼“好好先生”当不得，害人误己损事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共产党人来说，“好好先生”并不是真正的好人。案例中的王局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显然是一个不分是非、不得罪人、不求上进的“好好先生”，说话办事毫无原则可言，一味讲和气、和稀泥、送人情，其目的就是为自己博得“好人缘”、拿到“通关卡”。出发点错了，必然到不了终点。王局长受到处分是咎由自取，在情理之中。

现实生活中，类似王局长这样的“好好先生”并不鲜见，可以说是一种“常见病”，表现也不相同。不变的是，其背后都是私心、私利。人们对其真面目不难辨认，危害性却容易认识不足。仅从这个案例来分析，危害有三：

败坏了风气。“好好先生”讲功利不讲原则，是党内生活庸俗化、同志关系利益化的污染源。王局长只想“栽花”、不想“栽刺”，不愿意拉下脸来批评人，长此以往，恐怕就难以听到真话了。取消考勤制度后，王局长不去做投机取巧者的工作，反而要求踏实干事者“维护团结”，无异于“奖懒罚勤”，把人推向反面。

涣散了人心。“好好先生”把圆滑当本事，一味“你好我好”，最后谁也不好。评先评优是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的重要手段，也是评价干部工作表现的重要标尺，王局长却把评先评优作为笼络人心的工具，“受伤”的不仅是“千里马”“老实人”，还有集体的凝聚力、战斗力。在处理廉政问题中，王局长的“轻描淡写”更成为了一种麻痹，掩盖了本可以早发现、早解决的问题，酿成大错。

贻误了事业。“好好先生”的心思大多用在琢磨人上，对于事业发展漠不关心，不可能把工作做好。王局长体恤下属没有错，但采取降低工作质量要求的方式体恤下属，就是大错特错；工作上“左顾右盼”，背后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理，只想着占位置、守摊子、混日子，是对党和人民不负责任。

通过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好好先生”绝不是个人私德的问题，而是关乎政德、关乎事业、关乎人心的问题，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要坚决反对好人主义，真正让“好好先生”失去市场，才能营造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

所谓“好好先生”，就是不问是非曲直、只求一团和气的人。中国古代就有对“好好先生”的批评。《论语·阳货》说“乡原，德之贼也”，所谓“乡原”，就是那种八面玲珑、是非不分的“老好人”。在孔子看来，那些所谓“老好人”，其实就是伪君子，是道德的败坏者。由于他们是以“老好人”的面目出现，不像那些公开的坏人，因此败坏了道德大家不易识别，所以“好好先生”是偷道德的贼。

干部队伍里的“好好先生”，“偷”走的则是干事创业的好风气，是我们的工作和事业的“腐蚀剂”。

机关里的“好好先生”，主要表现在怕得罪人和怕担责任。比如，在民主生活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时，批评别人不痛不痒、自我批评避实就虚；在决策征求意见时，即便发现有不妥之处，仍答复“没意见”……这种“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套路”，结果真的好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好人主义盛行，有问题不指出，有过错不批评，这种庸俗作风盛行之处，往往就是党组织和领导上政治软弱、作风涣散的地方，就是党员、干部中出问题多的地方。” 如果领导者是“老好人”，即使看到一些违规违纪的苗头，也不闻不问姑息放任，必然会引发更大错误，一旦铸成大错就来不及了，表面“好好”实则害人。我们看到许多违法违纪案例的背后，都有“好好先生”的影子。

在我的工作经历中，有一次，有人跟我反映我们的一位干部收受了基层单位的礼品，大约是茶叶一类的东西。要不要跟这位干部谈谈呢？这在当年不算什么，要说的话，好像有点跟这位干部认真了。但小的错误不指出和纠正，就可能酿成大的问题，那样就真把一个干部给毁了！如果我没有尽到一个领导的责任，实际是害了这位干部也害了我自己。“红红脸出出汗”是应该的，我的态度一是真诚，二是坦率，从谈话和处理的情况看，这样做是对的，效果是好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原则是共产党人的重要品格，是衡量一个干部是否称职的重要标准”。党员干部只有坚持原则，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才能算得上称职。坚持原则，最根本的还要做到狠抓制度贯彻落实，按照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党的各项规定办事，这是防止和反对好人主义最有效的最坚强可靠的防线。

案例中，王局长是典型的官场“好好先生”，他最终被问责，一点也不意外。

“好好先生”自古有之。据记载，最初获得这个名号的是东汉末年的司马徽，他无论别人说什么、怎么说，都说“好”，从此有了“好好先生”这个称谓。翻开史书，“好好先生”代不乏人。直到现在，“好好先生”也未绝迹。现实中，一些人奉行好人主义，乐当“好好先生”，凡事明哲保身、八面玲珑，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谁也不招、谁也不惹。只说好话，给人“戴高帽”“吹喇叭”“抬轿子”；不问是非曲直、只求相安无事，不愿批评、得罪人；好坏不分，遇事圆滑，面对矛盾绕着走，见到困难躲着走，对错误言行、不良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宁可留隐患也不做“恶人”。他们不讲原则，不分是非，不负责任，有心“栽花”、无意“栽刺”，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搞你好我好大家好，无底线地“和稀泥”。甚至有些领导干部面对从严治党职责畏首畏尾，该批评的不批评，该提醒的不提醒，该揭露的不揭露，对违纪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错误思想和作风无原则地一团和气，如案例中的王局长。

这些 “好好先生”表面上一团和气，实际上是讲面子不讲规矩、讲关系不讲纪律、讲私情不讲党性，是在拿原则做交易，既助长了不正之风，又损害了组织形象。“好好先生”的处世哲学与扛起管党治党“两个责任”的要求，更是背道而驰。当“好好先生”的人，说到底，还是私心杂念作祟，怕得罪人，怕丢选票，影响个人利益，已经患上不担当、不作为、不负责的“软骨病”，根本原因在于党性修养、理想信念缺失，最终破坏的是政治生态，损害的是党和国家的事业，是应该坚决杜绝的。

对于“好好先生”、好人主义，习近平总书记是一贯坚决反对的。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嘉善县调研时，针对“不说好不说坏，谁也不见怪”的好人主义，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了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了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个人又有什么‘面子’不能抛开呢”。他曾经指出，“你在消极腐败现象面前当好人，在党和人民面前就当不成好人，二者不可兼得。”

在2021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对共产党人来说，“好好先生”并不是真正的好人。奉行好人主义的人，没有公心、只有私心，没有正气、只有俗气，好的是自己，坏的是风气、是事业。共产党人讲党性、讲原则，就要讲斗争。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能含糊、决不能退让，否则就是对党和人民不负责任，甚至是犯罪。大是大非面前要讲原则，小事小节中也有讲原则的问题。党的干部都要有秉公办事、铁面无私的精神，讲原则不讲面子、讲党性不徇私情。

踏上新征程，各级党员干部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教诲，不能当“好好先生”，面对大是大非要敢于亮剑，面对歪风邪气要敢于斗争，不能当“缩头乌龟”、听之任之。要讲党性、讲原则、讲斗争，当勇士不当“隐士”，当志士不当“逸士”，当战士不当“绅士”，敢于担当作为，不负人民重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