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毛时代与邓时代的两次六中全会

六届六中全会：开启毛时代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

这次全会主要有两个看点。一是规定中共中央要“以毛泽东为首”，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二是提出“四个服从”，后来被写入党章，成为中共民主集中制的“定海神针”。

遵义会议后，虽然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得以确立，但是，在长征途中，还是发生了张国焘拥兵自重、另立中央的事件；抗战初期，王明自恃有强硬的共产国际背景，根本不把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放在眼里。

六届六中全会之前，中共先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从苏联回国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的指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再次传达了这些指示。

当时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直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指导，必须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这些指示从根本上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的资本。李维汉后来回忆说：“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

在六中全会发言时，多数中共高层力挺毛泽东。彭德怀说：“领袖是长期斗争经验总结的，是长期斗争中产生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由正确的领导取得的。”陈云表示：“我感到中央自1935年遵义会议以后到现在，无什么大的错误，这主要是中央有远见，起了把舵的作用。”李富春则说：“党的成功……最主要是中央路线的正确，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

当时，还有人提出应当推选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毛泽东认为还不是时候，让张闻天继续担任。但在六中全会后，张闻天就主动将工作移交给毛泽东了。张闻天回忆说，“我虽未把总书记一职让掉”，但自己到了1939年春就“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处开……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主席决定。”

“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认为他明确提出“四个服从”：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在中共七大上，“四个服从”被写入党章。

可以说，六届六中全会是开启毛泽东时代的一次会议。毛泽东本人对这次六中全会的评价也颇高。1945年，他在中共七大作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的讲话时公开表示：“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

十一届六中全会：走进邓时代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这次全会主要看点也有两个。一是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简称决议）。这一决议彻底否定了文革，并称毛泽东在文革中犯了严重错误。二是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如何评价文革，成为中共全党和全国关注的一件大事。1979年，叶剑英在建国30周年讲话中宣布，要对过去30年特别是文革10年的历史作出正式总结，中共随后决定起草决议。

在决议起草过程中，邓小平提出三条要求：第一，要对毛泽东的历史作用作出积极评价；第二，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说明毛泽东在文革中的错误；第三，得出一个全面的结论，使人民能够团结一致向前看。而陈云则提出，要另加建国前的党史，写中共60年，这更能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1980年10月，决议初稿发给大约4,000名高级干部讨论，让他们提意见。讨论历时一个多月，实际有5,600多人参加。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党内民主大发扬。针对严厉批评毛泽东的呼吁，邓小平指示，“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

起草决议与解除华国锋职务同步进行。据《邓小平文选》记载，在最后“敲定”决议时，邓小平表示应该写上华国锋的名字，并指出其错误。“如果不点名，就没有理由变动华国锋同志的工作。”“同时，按现在的政治动态来说，也有必要。”

1981年6月下旬，中共召开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在7月1日中共建党60周年之际向全国公布。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胡耀邦任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任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成为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中共从此告别毛泽东时代，走进邓小平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