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正义的实践辩证法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这一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并为新时代生态正义的实践路向、价值旨归提供了科学指南。作为一种价值理性，新时代生态正义发轫于人类生态文明的历史反思与现实超越，生成于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理论证明与实践升华，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诉求与应然境界。如果说，生态文明为人类社会发展确立了全新奋斗目标和美好社会境界，那么，生态正义就是确保这一目标圆满实现的重要价值标识，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发挥重要作用。

“现代化”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范畴，同时也是一个全球性事件，标志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发展进步过程,表现为对传统思想、制度以及实践方式的重估、批判与建构。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又基于自身国情，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现代化道路，其中“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点”，通过对生态理性的坚守和对生态文明的积极求索，实现了对西方现代化的超越。

1.资本逻辑挟控下现代世界“反生态性”特质

自近代启蒙运动抹杀了上帝的神秘与权威之后，人类“控制自然”“支配自然”的实践勇气和政治决心被逐渐塑造和释放，“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工具理性价值观在西方甚嚣尘上，人类不再将自然视为一种“自为的力量”和“有机的整体”，而仅仅将其当作一种机械性的、可以被精确计算的质料范畴和数量关系，“除了实用性的可利用价值之外没有任何内在目的”。于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逐渐演化为一种支配与被支配关系。面对客观自在的物质世界，人类并不认为对自然界具有履责的义务，凸显了资本逻辑的反生态性本质。其一，在人与自然关系维度，资本家为追求价值增殖，不断通过科学技术进步获得先进的生产工具，使自然界的一切领域都服从于生产，以便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在这一过程中，人成为自然的主宰者，自然在理性面前沦为纯粹对象和工具，致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沦为外在的、对抗的关系，自然自身的平衡状态被打破，最终反向抑制了经济效益的增长与发展，异化了人类社会的存在与价值。其二，在人与自身的关系维度，资本为满足扩大生产的需要制造出“虚假需求”，物质财富的生产和消费成为生存的唯一目的和意义，使人们的生命和实践活动在不断膨胀的欲望中异化，从而在无止境地消耗自然资源中失去了自由自觉的本质特征，带来精神失落和个体意识的衰退，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其三，在人与人的关系维度，私有制使每个人都在殚精竭虑地谋取资源和财富而不顾他人和集体利益，生态资源的划分以社会成员的财富占有量为标准，关系冷漠、无序竞争、精致利己，其结果必然引发贫富两极分化、伦理共同体瓦解等一系列社会危机。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使得资本借助全球产业结构和分工体系调整持续推进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剥削与生态危机转嫁，以加快自身财富积聚和资本增殖进程，缓解本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状况，由此加剧了国家间的生态不平等和贫富差距的增大，并进一步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生态危机。

2.对西方现代化“反生态性”的修正与批判

与自然对立的现代化模式造成生态危机加剧和社会危机加深，催生了西方各流派对经济理性的反思和生态理性的觉醒。具体而言，动物解放论、生命平等论、生物中心论、自然价值论以及深层生态学等“深绿”理论提出了与“人类中心主义”针锋相对的观点，寄望于通过在伦理层面赋予自然存在物与人类平等的道德权利和内在价值，以规范和督促人类自身切实履行对自然的生态责任；以生态现代化理论为代表的“浅绿”思潮强调环境友好的技术、行政管理手段的介入，以进一步现代化克服西方现代化中的生态危机；环境正义理论批评了“深绿”和“浅绿”偏执于抽象的生态治理，提出对稀缺资源的社会公正分配，以缓和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生态马克思主义“红绿”环境理论则强调对资本主义的制度替代，而且把环境正义的内涵从“分配正义”扩展到“生产正义”。应该承认，“非人类中心主义”尽管至今仍遭受学术界的广泛批评与质疑，但其直面生态危机的学理品格和对传统权威“人权”的批判精神，为当前以狂妄姿态将“自然的工具价值”作为主导意识形态提供了重要的反思凭借。可见，尽管西方环境运动和生态思想存在各种缺陷，但其环境治理思想内含着对生态正义的呼吁，为后发国家树立生态文明价值观、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借鉴价值。

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着眼于人类的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对生态正义问题进行历史批判与检视反思，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对立，阐明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开辟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新形态，为破解现代性困境提供了理论指引和方法出路，构成了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逻辑起点。从理论旨趣看，一方面，超越狭隘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视野，马克思认为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恩格斯提出“自然报复论”等，警示着人类无法回避和消解自然的内在价值，不能试图以现代技术主宰或统治自然。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也反对神秘的非人类中心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把自然分为“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更加重视人类通过实践创造的第二自然，反驳了西方生态中心主义把人类置于自然的对立面而鼓吹的自然进化“神秘力量”，破除了生态正义的神秘色彩，实现了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内在统一。从实践论维度看，马克思深入社会历史，洞察到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相互交织，资本作为现代社会的本质导致现代性日益走向“反面”，也使得生态危机呈现出一种必然性，认为只有离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才能摒弃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合理的生产方式、分配方式和消费模式，避免因资源分配不平衡引发对自然的无度开发，实现人和自然的双重解放，这就找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非正义根源和实现生态正义的现实路径，对非人类中心主义把生态危机归因于技术发展进行了纠偏。

3.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转向及时代超越

尽管中国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可避免遭遇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阵痛，但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对西方生态理论进行审视与扬弃、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继承和弘扬，直面现代化建设的诸多压力与挑战，不断推进生态理论与生态实践的融通，走向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在促进现代文明的生态转型中实现了价值观念、发展方式、制度模式等方面的根本性变革，完成对西方现代化的超越。

在价值观念层面，中国式现代化以系统性思维把人与自然视为有机统一的生态整体，超越了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的资本逻辑。西方传统现代化发展受资本逻辑的主导，将人类利益置于自然客体之上，注重通过工具理性驾驭自然以实现利益诉求和发展目的，单向度攫取和无度开发破坏了人与自然的物质代谢关系，引发生态危机。中国式现代化反思了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价值观，以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为理论基础，对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进行创造性转换，确立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整体自然观，昭示着党和政府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层政治考量，表征为对自然界其他生命价值和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进行科学评价，塑造人与自然共融共生的“生命共同体”，推动实现从驾驭自然到尊重自然的“历史复归”，逐步恢复人与自然间的能量平衡和有序交换，并对过去“唯生产力论”的政治思维和实践模式进行深度反思，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责任关联：人类社会只是自然界演化的阶段性产物，有义务尊重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规律，在自然生产力可承载限度范围内合理利用自然，否则，对自然界的破坏最终将反噬人类自身。

在发展方式层面，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辩证统一，打破了现代化进程的增长迷思。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逐利性只会不断加速自然资本向人造资本的转化，这种片面发展不仅伴随着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加剧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撕裂，而且使人陷入盲目的消费主义陷阱，成为单向度的“经济人”，偏离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从人的真实需要出发，将资本限制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为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坚实制度保障。既注重认识、保护自然的内在价值，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把现代科技给生态环境带来的风险降到最低，积极引导绿色消费，维护人民群众生态权益，同时站在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高度，探索出一条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路径，形成人与自然关系的可持续性优化方案，把生态文明建设融于经济发展的总体布局中去思考和决策，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水平提升需求，促进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在制度模式层面，中国式现代化发挥公有制的制度优势，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对抗性矛盾。私有制的实质是少数人剥削多数人、为少数人利益服务的法权关系，单个人或社会集团总是尽最大能力开发、利用自然，他们凭借自身占有的绝大部分的自然资源实现对他人的操纵，加重了弱势群体特别是工人阶级受到的剥削和压迫。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维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和价值主张，致力于代内正义与代际正义的双重实现。就共时性维度而言，把生态资源的开发、生产、分配与使用建立在自然资源公有的基础上，尽量缩小城乡差距、经济差距等因素对公民生态权益的影响，推动实现生态共有、共建、共享，防止社会两极分化。就历时性维度而言，生态文明建设通过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摒弃损害、破坏生态环境的不可持续发展，构筑绿色、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力图实现生产发展的永续性和资源分配的正义性，保障代际主体以“绿水青山”圆融无碍为基础的物质利益、精神利益和生态权益。

在人类道义层面，中国式现代化协同推进美丽中国与美好世界建设，超越西方主导下非此即彼、对抗分治的传统治理体系。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健康良好的生态环境对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致力于塑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境界，建立起更符合人类长远发展的绿色发展方式与生活方式，顺应了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建设美好世界是中国面对全球治理难题提出的重要理念。习近平指出：“面对生态环境挑战，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中国共产党始终占据人类道义的制高点，正确认识西方以资本为轴心的霸权治理严重破坏全球自然环境的事实，秉持“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的全球生态价值观，以共商共建共享不断优化全球生态治理方案、形成最大公约数，在携手各国共建美好世界的过程中，推动形成更加体现公平正义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促进生态福祉在世界范围内的增进与共享，以中国智慧引领世界进入一个治理健康、有序发展的崭新时代。

生态价值观与人类文明形态演进具有同源性。尽管当前生态文明能否构成一种新型文明形态存在一定的争议，生态环境所面临的发展困境尚无法从根源上得到彻底有效解决，但中国式现代化在反思人类文明发展基础上，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并上升到以生态正义为核心的生态价值体系。从实然层面看，生态正义对传统工业文明生态非正义价值理念和发展模式进行批判、审视；从应然层面看，生态正义通过引导、建构，深刻矫正了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使人类美好生活呈现三个维度：一是种际正义，旨在维护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整体性，预设了人对自然应承担的道德责任；二是代内正义，涉及跨越种族、国家疆界的伦理与责任问题，对社会各方面以自然生态为中介的利益关系进行妥善协调；三是代际正义，指向当今时代人类与未来社会主体之间的生态责任问题，是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念。

首先，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实践指向生态正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以“人的生存与发展”为逻辑起点，作出了许多推动绿色发展的有益探索，努力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解。比如，“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从理论上揭示了自然生态系统各要素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有机关系；“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则把人和自然有机联系起来，强调人的发展与外部自然的良性循环，强调高质量发展必须充分考虑人类实践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稳定性的影响，人类对某种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不当，可能会引发其他要素甚至整个生态系统的破坏。具体到实践中，站在人与自然和谐的高度，“我们致力于永续发展，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把现代化建设建立在对外部自然规律的深入认识基础之上，对以往经济理性驱动下以牺牲资源环境和劳动者利益为代价的实践方式进行整体反思和变革，明确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之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把利用自然和保护自然统一起来，不断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动能，推动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追求经济利益和生态利益高层次的平衡发展。这些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提供了一种新的价值范式和发展模式，蕴含着对人类共同环境问题的解答，能够吸引处在不同意识形态、发展水平和历史文化的国家从全人类普遍福祉出发参与全球生态治理，逐渐淘汰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加快构筑绿色低碳经济体系，开辟崭新的人类可持续发展道路，努力实现一种生态维度的普遍联合体。质言之，从当代中国实践探索到全球意义上绿色转型的逻辑演化，包含平等正义之维，绿色发展不仅契合了人与自然和谐的种际正义，对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对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也为人类后代平等享有生态利益创造条件，凸显了代际正义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向度。

其次，从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指向生态正义。先进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必须与规范性的制度安排系统性结合，以优良制度提升生态治理现代化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通过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出台一系列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构建了一种基于更高文明要求的生态责任体系。从制度体系的内在逻辑来看，其涵盖了从源头、过程到后果的全过程，蕴含着对生态资源权益、义务、责任分配公平的生态正义追求。一是以源头严防奠定分配正义，确立和完善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把“资源公有、物权法定”作为实现生态共享的制度基础；深入推进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以平衡受害者和破坏者、受益者与保护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消减强势群体代内享受和代际传递的“特权优势”。二是以过程严管维系底线正义，严守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水资源管理制度，将各类开发活动限制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之内；确立技术标准、排放标准等政策红线，强化源头减量、清洁生产、末端治理全过程管理，支持节能环保、清洁生产、能源再生等绿色产业发展；划定生态保护空间红线，建立健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加强对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的保护与修复，推动建设健康稳定的自然生态系统。三是以后果严惩突显矫正正义，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建立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制度，积极探索绿色GDP考核体系，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责任者严格追究甚至终身追责，实现“督企”向“督政”的重心转移，以矫正生态不正义行为，有效规避公权力对人民群众生态权利的侵犯，坚守生态正义的制度底线。

再次，从建设美丽中国全民行动指向生态正义。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各方利益诉求复杂多元，必须立足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凝聚广大人民群众的价值共识，实现多元主体的协同互动。一是建设美丽中国全民行动，就是让人人享有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公平权利。进入新时代，党和政府不断健全环境信息公开问责制度，拓宽环境信访、议案和提案等途径介入生态治理过程，提升民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广度和深度，最广泛地听取社会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意见与建议，准确了解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尤其是人民群众密切关注的大气污染、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等问题，通过协商民主吸引多方力量进行充分理性讨论，由政府决策走向公众与政府共同决策，促使政府服务性功能得以充分发挥，营造公正的生态文明建设环境，更好地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二是多渠道开展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凝聚绿色共识。创新构建多元化宣传格局，形成全方位的生态理念科普氛围，推动义务植树、垃圾分类等绿色行动成为生态治理的常态化内容，引导全社会在对生命和自然的体验、感悟中优化自己的生命存在，塑造富有生态智慧的“生态人”，认同和践行人与自然及社会和谐的生态法则和正义观念，树立一种责任意识和主体行为约束，遵守内心的道德律令和价值理性，进行可持续的绿色消费、绿色出行、绿色居住，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受的生态环境治理共同体，汇聚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大向心力。

最后，从推动构建全球环境治理体系指向生态正义。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使发达国家通过转嫁污染、掠夺资源等行径以应对发展和资源的张力，大搞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在资金、技术援助等方面设置隐形壁垒，将新兴大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以竞争代替合作，利用碳关税、环境补贴税等隐蔽手段给发展中国家制造合作障碍。进入21世纪，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热情不断高涨，促进构建更加体现生态正义的治理体系。一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凝聚共识，勾勒出人类社会整体发展与进步的美好前景。面对全人类共同遭遇的资源贫乏、环境恶化的挑战，必须摒弃孤立化、碎片化的治理模式，坚持寻求人类发展的最大公约数，使人类结合为“命运共同体”，协同推进全球生态文明转型，努力实现全人类与地球生态系统的和谐共生。二是以务实举措推动分配正义。中国坚决反对将环境问题政治化、遏制别国发展的霸权行径，始终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从不断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自主行动力度、超额完成2020年气候行动目标，到加大对全球绿色复苏资金技术支持力度；从设立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到将生态文明理念不断融入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先后与100多个国家开展环保交流合作,提出“亚太经合组织绿色农业、可持续城市、能源低碳转型、海洋污染防治等合作倡议，推动共建清洁美丽的亚太”。这充分彰显了中国以务实行动与各国共享绿色发展机遇和成果，以合作消弭对抗，以共赢取代零和，呼吁发达国家承担更多责任与义务，更加平衡地保障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和环境权。三是以共同规则化解矛盾冲突。中国不断推动国际环境规制建设，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联合发展中国家推动形成环境税收国际协调新机制，以共同规制缓解国际环境争端，推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正义，不是书斋里的向壁虚构，而是具有实质性的实践理致。马克思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正义的实践逻辑，既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扎根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与时俱进、革故鼎新，又是对由资本增殖造成的生态非正义事实的补偏救弊，更是对以资本逻辑为轴心构建的政治结构和社会规则的破旧立新，为“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全球生态文明之路行稳致远”作出中国贡献。

第一，在推动绿色发展模式的实践路径上，当代中国生态正义表现为绿色生产、绿色消费与绿色共识的辩证统一。推动绿色发展模式，不仅是为了能够有效扭转我国由于粗放式发展模式造成的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等现实局面、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更是为了能够通过“在限制和发挥资本逻辑之间保持合理张力”，逐步摆脱资本增殖固有的反生态性生产方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朝向生态正义的价值目标迈进。面对“晚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与地球生态系统的承受能力之间的矛盾冲突日趋尖锐”这一基本事实，中国式现代化建构绿色发展模式，就需要对已然高度异化和高度复杂化的晚期资本主义消费形式进行批判与重构。扬弃资本主义社会内部“浪费性的过度生产”“无止境的过度消费”和“‘控制自然’的价值理念”等发展方式，是我们当前建设“生态文明的美丽中国”、践行当代中国生态正义重要的发展思路与改革依循。

塑造绿色生产、绿色消费与绿色共识的有效闭环，克服资本逻辑反生态性发展的增殖弊端，是践行当代中国生态正义的重要路径。晚期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基本结构，既包括围绕“虚假需求”形成的在“生产过度”与“消费过度”之间不断畸形膨胀的动态平衡，也包括内嵌于“虚假需求”之中，借助工具主义和消费主义等意识形态功能形塑的“征服自然”与“消费幸福”的价值倾向性。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模式中，“虚假需求”的核心地位及其“虚假”属性的形成与确立，更多是把“需求”定位于满足资本的交换价值，而不是人类的使用价值。因此，以“真实需求”取代“虚假需求”，使“真实需求”成为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不仅是解构“以资本为导向的发展模式”的路径选择，也是建构新时代绿色发展模式的逻辑起点。相较于西方消费社会的“虚假需求”，新时代我国的“真实需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需求量”的“适度”与“够用”；二是“需求质”的“优化”与“提升”。以适度的“真实需求”引导社会发展，有利于实现“适度生产”与“适度消费”的良性互动，使人们形成“节约资源”“生态环保”的价值理念；以优质的“真实需求”引导社会发展，有利于推动生产方式向经济高效与生态低耗的高质量转变，“在全社会大力倡导绿色健康生活方式”，实现消费结构的整体优化。

无论是“需求量”的适度原则还是“需求质”的优化原则，都体现了绿色生产、绿色消费与绿色共识的本质特征，是新时代绿色发展的核心诉求。但也要认识到，一方面，强调“适度”发展并不意味着我国经济总量已经达到阈值，“适度”发展旨在避免“浪费性的生产和消费”，“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从而“把经济活动、人的行为限制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能够承受的限度内”。实际上，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保持我国经济总量的持续稳定增长，仍是满足人民合理性需求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强调“优质”发展旨在放弃“无止境的低层次需求”，使人们逐步摆脱对“物”的依赖，通过自我价值的体认，实现美好生活。在现实进路中，社会“真实需求”的获取与确认，体现了绿色发展的逆向生成逻辑：以绿色理念引导必要性的绿色消费，以绿色消费推动真实性的绿色生产，以绿色生产塑造广泛性的绿色共识，在绿色发展的有效闭环中，逐步确立人民真实需求的合理性标准，“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培育生态道德和行为准则”，形成绿色共识，开展全民绿色行动，引领社会发展不断趋向生态正义的美好境界。

第二，在维护社会关系和谐的实践路径上，当代中国生态正义展现为产权规范、分配公平与共同富裕的辩证统一。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社会的组织形态及其内部关系，直接决定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呈现样态，因而能否维护以及如何维护社会关系的和谐与稳定，不仅是社会正义的重大政治命题，同时也直接构成了实现生态正义的重要实践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尽管具有扬弃反生态性生产方式的根本优势，但在我国现阶段，由于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分配方式上不可避免地要坚持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既是资本的效益属性和增殖属性导致的必然结果，也是我国进一步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现实需要。差异化的利益分配机制尽管能够有效激发主体的创新能力、激活市场的竞争活力，但是如若不能将社会的财富差距控制在合理阈值内，就容易引发因分配不公导致的阶层利益冲突和社会失序。正因如此，新时代在生态阈值范围内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要能够切实做到对资本的“规范和引导”，这既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从践行生态正义的视阈出发，推动和落实以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基础和导向的产权制度规范化、分配制度公平化，是规避资本利益分化、消除贫富差距悬殊、维护社会关系和谐、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和重要保障。

具体而言，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要在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前提下，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使自然资源配置更具合法性、规范性和有效性；要在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使收入分配更具合理性、有序性和公平性；要进一步发展新质生产力，使社会发展朝向共同富裕的目标不断前进。从所有权角度来说，我国自然资源属于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这从根本上避免了资本主义私人所有权必然产生的阶级剥削与资本宰制。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性质”的自然资源并不排斥个人的“使用权”以及由此获得的“收益权”。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统筹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的总体目标是，确保“到2020年，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监管有效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基本建立，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效率和保护力度明显提升”。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的逐步完善，不仅有利于持续优化自然资源配置、维护市场良性竞争、提高社会整体效益，也有利于不断规范产权主体权责、提高市场监管力度、落实生态保护责任，真正做到“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同时，要深刻认识到，完善与之匹配的分配制度、形成更加公平的分配格局，这不仅是缩小社会贫富不均、维护社会良好秩序的制度保障，也是彰显社会主义本质属性、实现生态正义的必要前提。要在持续增进社会经济效益的同时，整体提升社会生态效益，为人民“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努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鉴于此，美好生活意义上的“共同富裕”在自然产权清晰规范、生态资源分配公平的和谐统一中，被赋予了独到的绿色内涵，在此基础上的国家富强才更可持续、人民幸福才更可持久、社会发展才更具美感，从而实现了生态正义的实践旨归。

第三，在优化生态治理的实践路径上，当代中国生态正义体现为生态民主、健全法制与依法治国的辩证统一。当前，“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更为重要的是，“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作为一项复杂而宏大的系统工程，我国生态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不只体现在如何改善我国复杂严峻的环境现状，在更深层次的政治实践层面，体现在如何破解潜伏于生态问题背后的相互歧向的价值观念、利害关系和权责关系，使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快速增长与高质量发展等，能够通过程序性规则的引导，转化为真实体现社会多元主体意见的最大公约数，并且能够依靠制度化、法制化的方式固定下来，最终得到真实有效的落实，确保生态正义的最大彰显。历史与现实经验证明，将生态正义的实现路径，置于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的整体框架中，通过生态民主、健全法制与依法治国的互补联动与协同推进，可使生态问题得到很好的纾解。

生态民主是将民主方法和民主原则运用于生态议题以解决我国生态治理问题的一种积极尝试。就表现形式而言，它是协商民主在生态治理领域的拓展与运用；就根本属性来说，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元主体协商治理生态问题的基本形式。生态民主以均衡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为价值旨归，以兼顾公平与效率为基本原则，以统筹民主与法治为现实手段，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在复杂多变的生态利益格局中，生态民主通过主体间平等的交往互动，能够更好地保障弱者权益、纾解利益分歧、达成广泛共识；通过主体间的理性反思，能够更好地兼顾各方利弊、形成优质决策、提升治理效果；通过主体间坦诚的“现身说法”，能够更好地体谅他者行为、反省自身职责、增强社会协同。这使生态正义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中，自然资源的有效开发、合理配置与环境保护的协调中，绿色发展过程中的集体权益与个人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平衡中，有效促成我国生态治理从传统方法向“多元善治”的转型。

生态民主能否有效实现，取决于制度化、法制化与法治国家的实现程度。一方面，当前生态民主的可操作性与实效性，有赖于更加完备的制度设计，需要细致完善民主协商的运行模式、支撑机制、程序设计、技术规范等内容，使生态民主的运转更合法有序、使生态民主的决策更切实可行。另一方面，通过生态民主汇聚的社会共识与公共决策及其常态化运作，有赖于更加有效的制度安排，与“实现生态环境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相适应。当前我国生态治理制度的法治化水平仍落后于生态治理实践的快速发展，这是制约我国生态治理能力提升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如习近平所说，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同体制不健全、制度不严格、法治不严密、执法不到位、惩处不得力有关。为此，我们“要加快制度创新，增加制度供给，完善制度配套，强化制度执行，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运用法治意识和法治手段统筹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不仅是消除潜藏于生态利益中的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的重要举措，也是将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必然路径。“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因此，以完善的生态民主获取最优治理方案，以健全的法制建设稳固协商治理成果，以严密的法治手段谋求可靠治理效能，构成了新时代优化生态治理路径的实践理路，必然成为践行生态正义的重要遵循。

第四，在构建环境治理体系的实践路径上，当代中国生态正义呈现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与社会协同的辩证统一。改革开放以来的生态治理实践经验表明，构建良好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既是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制度要求，也是应对区域性、局部性、结构性环境风险，提升我国生态治理能力的关键举措，必然构成当代中国生态正义的重要实践内容。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努力实现社会主体间的良性互动，形成“多元共治”的环境治理格局，“为推动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提供有力制度保障”。不难理解，我国几十年工业化发展积累的生态问题，既存在“末端治理”的现实复杂性，又存在“源头预防”的客观困难性，根本的问题在于，一段时期以来围绕“GDP至上”形成的价值共识，导致了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发生矛盾时，后者不可避免地遭到前者的思维钳制和现实阻滞。因此，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现实意义，不仅在于要找到解决生态问题更有针对性的方法，更在于能够根本摆脱内嵌于传统管理模式“唯经济论”的“思维定势”。

现代环境治理体系能否成功推进，归根到底要看执政党的领导作用能否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中国共产党长期的执政地位，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政治意识形态的‘绿化’及其政策化、制度化对于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发挥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因而，新时代致力于渐趋“绿化”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政策落实和制度建设，既是全面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领导地位、彰显战略部署，也是解决传统政府一维管理的实质困境，有效发挥多元共治治理效能的现实出路，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的“党政同责、一岗双责”。此外，政府能否实现在生态保护方面的主导效力、发挥在环境治理中的比较优势，对于环境治理体系的有序构建和公民生态权益的真正落实，具有直接性和决定性的影响。就现阶段而言，政府生态职能的有效发挥，有赖于“放权赋能”与“职能转换”的有机结合。但放权赋能“绝非意味着政府的隐退，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恰恰是保障治理有效性的基础性条件”。放权赋能的目的，既是为了实现政府的职能转换，以更好地发挥政府在顶层设计、制度供给、引导协调、法律监管等方面的主导作用，成为“有为政府”；也是为了能够赋予社会主体更多权能，以更显著地提高多元主体在生态治理方面的参与性与协同力。

习近平指出：“环境治理是系统工程，需要综合运用行政、市场、法治、科技等多种手段。”多元共治模式下的社会协同，展现了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最鲜明的时代特色。一方面，要进一步加速企业权责对等制度化、法治化进程，充分发挥企业在生态治理中的主体性作用，推动企业“从传统的受管制者、受规制者和被动守法者向积极参与者、自我规制者和主动守法者这些角色转变”，从而为生态治理提供可持续性的内生型动力，推进生态治理向“源头治理”转移。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拓宽和完善社会组织在发挥舆论监督、信息共享、理念传播、诉求表达等方面作用的机制和渠道，为“多元共治”模式的合作与互动提供润滑与补充。概言之，建立在多元共治模式基础上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以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统领，以强化政府主导作用为关键，以深化企业主体作用为根本，以更好动员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为支撑”，实现了对传统政府单维管理模式的超越，为深入推进生态正义的实践创新，提供了必要的制度支撑。

第五，在参与全球生态治理的实践路径上，当代中国生态正义彰显为包容互鉴、平等协商与合作共赢的辩证统一。综观当前多元政治背景下全球生态治理乱局，如若没有各主权国之间秉持共识性的价值理念，全球生态治理体系将会继续以强势利益集团为中心的非均衡性格局，长远来看只会进一步巩固生态强权，加剧生态利益纠纷，造成全球生态危机和生态殖民的持续恶化。对此，习近平明确指出：“我们应该创造一个包容互鉴、共同发展的未来。面对全球性挑战，各国应该加强对话，交流学习最佳实践，取长补短，在相互借鉴中实现共同发展，惠及全体人民。”经验表明，实现全球生态治理必须秉承“正确的义利观”，求同存异、协同发展，共谋人类绿色家园。诚然，倡导包容互鉴、平等协商与合作共赢，并不是排斥国际间的良性竞争。相反，它更加强调在命运交融、风险共担的全球格局下，各国摈弃“我赢你输”的零和游戏和“赢者通吃”的零和博弈，让公平竞争与互利互鉴成为共识，才能切实推进全球共同利益的持续增长，实现经济—生态的协同发展。

当前全球生态治理的基本模式，仍是西方话语权主导的非对等式南北对话，以及西方发达国家以“附加霸权条款”等形式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的名义上的“合作”与“援助”。作为人类史上首次以法规形式应对全球温室气体挑战的国际合作条约，《京都议定书》的签署意义非凡。然而，该条约签署次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就披露：“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占世界人口20%的人群，正消费着全世界86%的商品、45%的肉和鱼、74%的电话线路和84%的纸张”。不仅如此，自该条约生效十多年以来，不仅少数发达国家随意退群，而且绝大部分发达国家至今也仍未真正落实向发展中国家开展技术转让、技术合作以及资金扶持等在内的政治承诺。由此可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尽管被置于全球生态治理的同一对话平台，但双方实质上却遵循着一套非平等的政治框架和非对等的制度规则。正因如此，包容互鉴、平等协商与合作共赢成为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识，期望以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变革由资本全球化所构建的等级化政治秩序和排斥性资本霸权，并最终建构出一种能够真正体现国际间公平公正、共治共享的国际生态政治规则和全球生态治理秩序。

作为新时代中国生态正义的实践理念，包容互鉴、平等协商与合作共赢以其强大的包容力、协调力和国际凝聚力，有效平衡了各国间的生态利益关系，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与积极响应，为全球生态治理作出了中国贡献。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期望通过包容互鉴的精神品格、平等协商的交往原则和合作共赢的实践形式，把国际社会不同国家的合理诉求充分表达出来，形成能够表达全球利益的生态价值共识，从而使各国能够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以“包容”凝聚各国生态共识，以“互鉴”构筑绿色生态秩序，以“平等”增进各国政治互信，以“协商”化解国际生态分歧，以“合作”应对全球生态挑战，以“共赢”促进各国共同繁荣，“愿继续同各方携手努力，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共同为子孙后代建设一个清洁美丽家园”。新时代的包容互鉴、平等协商与合作共赢，将伴随中国的和平崛起被赋予更为实质性的意义和效能，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智慧”的全球生态治理模式，也将在生态正义的引领下加速形成。

站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历史起点，基于马克思主义生态正义思想的现实指导和中外传统生态正义思想的历史镜鉴，当代中国生态正义思想秉持“增进人民生态福祉”的理想信念，坚守“促进自然良序发展”的动力基点，立足“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依循，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场域中，不断将“美丽中国”的宏伟理想思成于行、转幻为真，展现出中国共产党人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致力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政治决心和实践智慧。“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相信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生态正义的中国智慧，将焕发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生态正义的中国力量，将释放出更为强劲的战斗力，必将推动中国社会迈向生态文明的崭新时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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