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创业史》看柳青，他为何能得到肯定？

路遥在代表作中篇小说《人生》的开头引用了柳青《创业史》中的一段话作为题记：“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这是路遥以特殊方式表达的对“文学教父”柳青的热爱与崇拜，既是向柳青致敬，也是向《创业史》的经典魅力致敬。

习近平总书记对柳青也有极高的评价，他曾多次谈到柳青和他的《创业史》，并号召广大作家包括党政干部都要向柳青学习。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时回忆：“1982年，我到河北正定县去工作前夕，一些熟人来为我送行，其中就有八一厂的作家、编剧王愿坚。他对我说，你到农村去，要像柳青那样，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柳青为了深入农民生活，1952年曾经任陕西长安县县委副书记，后来辞去了县委副书记职务、保留常委职务，并定居在那儿的皇甫村，蹲点14年，集中精力创作《创业史》。因为他对陕西关中农民生活有深入了解，所以笔下的人物才那样栩栩如生。柳青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中央出台一项涉及农村农民的政策，他脑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农民群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2017年10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党的十九大贵州省代表团讨论时再次谈到柳青：“党政干部也要学柳青，像他那么接地气，那么能够跟老百姓融入在一起。”

柳青及其《创业史》为何具有如此魅力？为何能得到总书记如此高度的肯定？它有哪些值得珍视的经验与启示呢？

  拥抱时代的文学“百科全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柳青的《创业史》是一部能够与时代同行并准确而生动地表现时代精神和历史本质、具有浓郁时代气息和生活气息的优秀现实主义小说。

小说以20世纪50年代在全国农村开展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为表现对象，讲述西北农村蛤蟆滩以梁生宝一家为代表的几代农民为改变命运而奋斗的故事。柳青敏锐地看到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在推进过程中所面临的复杂性、艰巨性，在《创业史》中设计了极为开阔的史诗性结构来呈现这一波澜壮阔的时代进程的方方面面。

时间上，小说以“题叙”的方式将故事的起点上溯到了1929年，通过前后对比讲述社会主义革命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也有意识地将西北农民长期以来形成的生活习俗、思维观念的顽固性呈现了出来，既写出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民积极进取、改天换地的一面，也写出了农村内部不同群体之间错综复杂的一面。

小说塑造了不同态度、不同观念、不同性格、不同阶层的众多农民人物，以群像的方式展示了他们在面对合作化运动时思想情感的复杂性和多元性。比如，以姚士杰和郭世富为代表的富农和富裕中农阶层千方百计阻挠合作化运动的开展。以梁大老汉、梁三老汉和王二直杠为代表的带有传统守旧思想的老农民也给合作化运动制造了不少障碍。而以郭振山为代表的从传统农民转型而来的党员干部也带有守旧思想，消极对待合作化运动。他们共同构成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阻力，成为以梁生宝为代表的新一代农村青年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对立面。

小说就在这样的矛盾冲突中展开故事情节，着力叙述青年党员梁生宝带领互助组，克服重重困难和各种阻力，最终取得丰产丰收的过程。

可以说，《创业史》对农业合作化背景下农村生活状态和农民思想的精准把握，不仅具有文学史价值，还兼有社会史和思想史的“百科全书”价值。正如恩格斯评价巴尔扎克《人间喜剧》时所说，从这部作品中“所学到的东西，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栩栩如生的典型人物与乡土文化气息浓郁的抒情语言

文学是人学。柳青细腻而生动地刻划了栩栩如生的农民形象谱系，不同人物各因其经历、个性和精神心理而呈现不同的典型性。

比如，带着旧时代农民思想认知的梁三老汉，在新事物面前的矛盾纠结代表了老一辈农民所承袭的传统思维和观念上的重负，他对梁生宝互助组由反对、抵触到最终支持，体现了传统农民思想认知的转变，是走向新生的老一代中国农民的典型；村主任郭振山既有党员身份又被旧思想缠绕，是从旧时代转型而来的党员干部的典型；带有阶级压迫和剥削思想的富农姚士杰、富裕中农郭世富是正在被改造、即将走向消亡的那个阶级的典型；社会主义新人代表梁生宝、进步女性代表徐改霞、贫苦农民代表高增幅、党的基层组织干部代表卢支书，则是充满朝气和理想的新一代农民创业者的典型。

作为社会主义新人的代表，梁生宝无疑是柳青最为喜爱的人物，也是小说用力最多、最为成功和最具典型性的形象。青年梁生宝在旧时代曾因躲避国民党抓壮丁而躲进终南山，解放后则成为引领农村发展的党员带头人。他的身份转变是党领导人民翻身得解放伟大胜利的证明，其成长也是在生活和时代的淬炼与磨砺中完成的。作为蛤蟆滩仅有的两名共产党员之一，梁生宝虽然没有受过教育，但他立场坚定、积极上进、敢于担当，有着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仰。他响应党的号召，组织以贫农为主的农业互助组，依靠贫农之间相互帮助的力量，克服了物质匮乏、自然灾害和各种旧势力的阻挠，带领互助组实现了大丰收，证明了农业合作化的巨大优越性，树立起农业合作化的成功样本，从根本上改变了广大农民对于合作化运动的观望态度。梁生宝是把党的政策转化为成功的现实实践的典范，是新一代有理想、有激情、充满时代朝气的农民党员和社会主义新人的典型代表。

《创业史》的语言成就很高，既有乡土性，又有抒情性。一方面，柳青特别善于从农民的生活中学习语言，方言土语的运用极为准确生动。另一方面，他的小说语言又有强烈的个体抒情风格，体现了他对语言的审美追求。

景语即情语，柳青擅长景物描写。比如，小说开头对于西北平原早春清晨的描写：“早春的清晨，汤河上的庄稼人还没睡醒以前，因为终南山里普遍开始解冻，可以听见汤河涨水的呜呜声。在河的两岸，在下堡村、黄堡镇和北原边上的马家堡、葛家堡，在苍苍茫茫的稻地野滩的草棚院里，雄鸡的啼声互相呼应着。在大平原的道路上听起来，河水声和鸡啼声是那么幽雅，更加渲染出这黎明前的宁静。空气是这样的清香，使人胸脯里感到分外凉爽、舒畅。”在柳青笔下，河水、鸡鸣、空气都是有情的、灵动的、有气味的“风景”。

同时，《创业史》的心理描写也极出色。对不同人物的态度和立场，柳青不是直接直白地讲述，而大都是通过精彩细腻的心理描写来完成。比如，郭振山对于梁生宝互助组的表面赞同与暗中抵制，梁三老汉对于养子梁生宝积极推动互助组而忽略个人利益的不满，徐改霞与梁生宝令人惋惜的爱情故事，几乎都是在彼此的内心活动中展开的。这些带着情感温度的心理描写，有效丰富了作品的内涵，赋予小说语言特有的抒情性和感染力。

  与大地和人民融为一体的“柳青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柳青时，高度肯定柳青的生活道路和创作方式。

早在1943年，接受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洗礼的柳青，就自觉践行“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理念，主动到陕西米脂下乡做文书，深入生活，组织大生产运动，了解农村农民。他在这里写下了反映农村互助合作题材的长篇小说《种谷记》。下乡的三年生活，改变了他对于农村和农民的认知，原来不愿到农村工作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1952年，他又主动要求从北京到陕西落户，扎根皇甫村14年，完全融入农民的生活。他的生活体验是一种全身心投入的、忘我的体验，是作为一个老百姓的体验，而不是旁观式的、代言人式的体验。他是一个作家，但他更是一个真正变成了农民的作家，他真切了解农村生活的真实状况和农民的思想精神状态，为《创业史》的诞生奠定了坚实基础。

柳青坚信生活是文学的永远的源泉。“搞文学工作，不要搞空中楼阁。空中楼阁搞得再漂亮，是不扎实的。”“要想写作，就先生活。要想塑造英雄人物，就先塑造自己。”“生活培养作家、锻炼作家和改造作家。在生活里，学徒可能变成大师，离开了生活，大师也可能变成匠人。”柳青始终视生活为老师、为源泉、为熔炉。他一边在火热的社会实践中深入生活、体验生活、改造自我，一边又将新的思考融入文学创作中，通过创作影响大众并介入社会历史。这就是新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柳青道路”。

“柳青道路”彰显的是作家主体同时代生活和人民大众的紧密关系，彰显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导向。只有植根现实和历史，与人民融为一体，我们的作家才有可能创作出接地气、有温度、有思想、有筋骨、有灵魂的作品。柳青道路代表的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创作方式，还是一种干事创业的态度，它既适用于文艺工作者，也适用于其他领域的党政干部，具有超越其产生的时代也超越文学的意义。

（作者系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